贺龙和萧克，作为红二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，对于夏曦的评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二者对同一人物的评价背后，蕴藏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情感。
萧克对夏曦的评价，更多地侧重于夏曦身上的优点。他认为夏曦的生平可谓“两头好，中间错”。萧克认为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错误，实际上是王明路线下的产物，不能仅仅将所有责任归咎于个人，因此在批判夏曦的错误时，应该避免过度强调个人过失。（《肖克回忆录》）
然而，贺龙对夏曦的评价则截然不同。他认为夏曦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。在夏曦的领导下，湘鄂西根据地内部充斥着猜疑与不信任，导致了政权的削弱、根据地的缩小、军队战斗力的下降，甚至党组织的涣散。贺龙回忆道，自己差点成了夏曦的牺牲品。当时，夏曦以“钦差大臣”的身份进入湘鄂西，引发了极大的恐慌，人人自危。最终，夏曦一度打算对贺龙下手，而贺龙在察觉到局势的危急之后，迅速采取了自卫措施。
在此之前，贺龙拥有湘鄂西武装力量的指挥权，而夏曦假借党委的名义剥夺了这个权力。贺龙虽然表面上服从命令，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因此，他秘密挑选了一支由约一个营的精干战士组成的队伍，加以整编并直接指挥，并把这支队伍部署在自己周围，以防不测。如果没有不久后，任弼时和萧克带领的红六军团来到湘鄂西，这场对峙可能会演变成更为严重的局面。
那么，夏曦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？他于1920年10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成为毛主席在湖南创立该组织时的第一批团员之一。夏曦与毛主席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李维汉等人共同领导过工人运动、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的工作。后来，毛主席前往广东工作，而夏曦留在湖南，逐渐成为湖南党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夏曦和毛主席一同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，并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然而，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“五大”结束后的几天。1927年5月21日，国军将领许克祥带领部队摧毁了湖南的革命组织，造成百余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死亡。长沙被转变成一座白色恐怖的城市，这一事件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马日事变”。据李维汉回忆，夏曦在事变发生时未经过党组织批准便离开，留下了一张字条，表示自己前往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。
在此后，夏曦参与了南昌起义，并在起义后转赴莫斯科学习，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。期间，他结识了董必武、徐特立、何叔衡、林伯渠等革命先辈。1928年6月，党的“六大”在莫斯科召开，虽然夏曦在“五大”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，但在这次大会上，他未能再次当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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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莫斯科学习期间，夏曦与王明产生了密切的关系。根据杨尚昆的回忆，最初夏曦与王明还存在争斗，但最终在王明一派的压力下，夏曦屈服，成为了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之一，坚定支持王明的路线。
1930年，经过重重考验后，夏曦返回中国，并在1931年3月被任命为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。湘鄂西分局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的第三大根据地，夏曦在该地区拥有极大的权力。然而，他到任后迅速掀起了一场剧烈的风波。柳直荀烈士和红军将领段德昌便是这一时期的冤屈者。段德昌是彭老总的革命领路人，也是洪湖苏区的创立者之一。
与夏曦一同工作的同志曾评价他“思想狭隘，过于简单”，他常常将党内的同志视为敌人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。湘鄂西在夏曦到达之前的鼎盛时期，曾掌控九个县，人口达到370万，拥有3万多人的武装力量。然而，夏曦的到来后，红军人数迅速减少，原本强大的红二军团也只得缩编为红三军。
一位和夏曦、贺龙共事的老将军曾说：“夏曦到湘鄂西后，根本没有什么成绩，反而犯了很大的错误。”1934年10月，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会师，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等同志开始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。会议虽在匆忙中召开，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。直到1935年1月，问题才得到了全面讨论，最终决定撤销夏曦的职务。
1936年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黔西，夏曦在途中外出工作，途中溺水身亡。萧克在回忆录中提到，“他的牺牲，是党和红军的损失”。然而，贺龙则对夏曦的死亡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夏曦的死亡是自食其果，并带有讽刺意味。他回忆说：“夏曦的折腾，最终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。长征经过金沙江时，他失足落水，虽然有机会救他，但没有人愿意去救他，他只好‘自我奋斗’，最后‘革命到底’。”
夏曦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。根据军团保卫局工作人员袁福生的回忆，当时确实尝试过营救，但由于水流湍急，战士们几次下水施救未能成功，直到傍晚才在下游找到了他的尸体。
萧克和贺龙的评价截然不同，正如他们各自的经历与立场所决定的。贺龙亲身经历了湘鄂西的辉煌与衰败，对夏曦的破坏深有感触，因此充满愤怒和不满。而萧克作为后来的观察者，所接触到的是已经被批评并剥夺职务后的夏曦，这个“老实”的夏曦显然不同于当年那个独揽湘鄂西大权的夏曦。因此，两人对于夏曦的评价，也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差异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